本文名為“雜記”，其實作者在篇章結(jié)構(gòu)的安排上也是頗具匠心的，全篇有條不紊，層次厘然，可分三個部分：先進、二節(jié)寫刑部獄的條件惡劣，管理不善，致使瘟疫流行，死亡者摩肩接踵。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吏為了謀取敲詐勒索的機會而動輒捕人，獄中的囚犯大大超過了可容納的人數(shù)，許多無辜和輕罪的人由此喪生，而那些殺人越貨的重罪者或因體格剽悍，或因出資賄賂而往往得免于死。這就深刻地揭露了獄吏的貪婪兇殘和監(jiān)獄制度的黑暗。

 

　　第三、四節(jié)寫行刑者、主縛者、主梏撲者，對犯人的敲詐，極盡兇殘之能事。他們各有各的方法。行刑者對死囚的勒索就按其不同的對象而提出不同的要求，富者、貧者、絕無有者都無法逃避其威脅，極刑、絞縊、大辟樣樣都是勒索的對象。主縛者也利用其職權(quán)，威逼，欺凌犯人，“不如所欲，縛時即先折其筋骨”。主梏撲者也濫施淫威，完全看賄賂的多寡來決定懲罰的輕重。凡此種種，有力地暴露了這些執(zhí)法者的兇惡本性與猙獰面目。

 

　　第五、六、七三節(jié)寫胥吏私造公章，擅改文書，偷梁換柱，李代桃僵。即使是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可由營私舞弊而得以獲生，那些從犯或無辜者反被頂罪遭殺。甚至胥吏與罪犯狼狽為奸，以監(jiān)獄為樂土，逍遙法外，大發(fā)橫財。

 

　　全文列舉了獄中種種不合理的制度和各色人等，有書吏、獄官、禁卒，有行刑者、縛者、主梏撲者，也有老胥、奸民、胥卒，甚至涉及到主讞者等較高級的官吏，但文章并不凌亂，而是環(huán)繞著揭露司法制度的黑暗這個主旨而展開的，所以可以說是事雜而意不雜，形散而神不散。就其寫作上來看，也不失為一篇頗有特色的散文。

 

　　本文是一篇紀(jì)實的作品，類似于今天的報告文學(xué)，這在古代散文傳統(tǒng)中是較為罕見的，但方苞卻處理得相當(dāng)出色。因此文意在揭露現(xiàn)實，所以其生命即在于真實可信。作者采取了實錄親見親聞之事的方式，遂令全文處處顯得確鑿可信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。如先進部分一開始就說：“余在刑部獄，見死而由竇出者三四人。”就以自己的親眼所見告訴讀者瘟疫的猖獗，隨后大段引述了洪洞令杜君的話，借一個對監(jiān)獄十分了解者之口詳敘了造成這種現(xiàn)象的原因，由此加強了揭露的深度。又舉出“余同系朱翁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”的例子來說明瘟疫奪取了一些無辜者的生命，言之鑿鑿，令人信服。較后說：“余感焉，以杜君言泛訊之，眾言同，于是乎書。”再次加以證實，這樣就令文章具備了極強的真實性。至如第二部分中“余嘗就老胥而問焉”，“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”；第三部分中“余在獄，猶見某姓，獄中人群指曰：‘是以某某易其首者。”’都是這類例子。作者時時以自身的聞見夾人其中，即意在使所記之事增添信實的成分。

 

　　方苞論文提倡“義法”。所謂“義法”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“言有物”和“言有序”，并要求“義以為經(jīng)而法緯之，然后為成體之文”。在他看來，“義”和“法”是相結(jié)合的，文章的意蘊、主題通過適當(dāng)?shù)陌才藕秃喚毜恼Z言表現(xiàn)出來。他力求追溯《春秋》、《周官》那種言簡意賅，在客觀的敘述中卻含有深刻褒貶的文風(fēng)，這篇《獄中雜記》也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全文以記敘為主，卻也包含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和鮮明的愛憎。如通過杜君的話來描述出刑部獄的狀況：“獄中為老監(jiān)者四，監(jiān)五室。禁卒居中央，牖其前以通明，屋極有窗以達氣。旁四室則無之，而系囚常二百馀。每薄暮下管鍵，矢溺皆閉其中，與飲食之氣相薄。”這里表面上只是客觀的記錄，沒有一個字是直接抨擊獄吏和批評監(jiān)獄的管理制度的，但由此可見牢房條件的惡劣，官吏絲毫不顧犯人的死活。又如寫主梏撲者的貪贓枉法：“主梏撲者亦然。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：一人予三十金，骨微傷，病間月；一人倍之，傷膚，兼旬愈；一人六倍，即夕行步如平常。或叩之曰：‘罪人有無不均，既各有得，何必更以多寡為差?’曰：‘無差，誰為多與者?’孟子日：‘術(shù)不可不慎。’信夫!”這里方苞以他親眼所見的三個例子說明賄賂公行，因為行賄的多寡不同，而所得到的待遇也不同，文章只是力求以冷靜的態(tài)度記載此事，并通過自己與施刑者的對話剖析了他們的心態(tài)。較后引用孟子的話，才算是下一針砭，然而就在這種客觀的記敘中，讀者已可清楚地見到作者的憤懣了。

 

　　當(dāng)然，本文中方苞也時有感憤之辭，特別是寫到殺人犯與獄吏勾結(jié)，逍遙法外，“意色揚揚，如自矜詡”時云：“噫!諜惡吏忍于鬻獄，無責(zé)也；而道之不明，良吏亦多以脫人于死為功，而不求其情。其枉民也，亦甚矣哉!”這種感慨是極為沉痛的，他在對比了惡吏和良吏之后，認為良吏放縱暴徒的危害也是十分可怕的。其論可謂是大膽的指責(zé)，而矛頭直指官僚階層。

 

　　作者在記事的同時也力圖勾勒人物形態(tài)和揭示人物的心理，使得文章有血有肉，不僅體現(xiàn)了刑部獄中的各類弊端，而且還有各色人等呼之欲出的形象。

 

　　如寫胥某能用替換人頭的方法將已判處死刑的人掉包出來，這一過程寫得很形象，首先他對將被立即執(zhí)行死刑的某姓兄弟說：“予我千金，吾生若。”當(dāng)問到他的辦法時他才慢慢說出用從犯中無親戚的人冒名頂替，在他回答同事者“不能欺主讞者”的疑問時：“胥某笑曰：‘復(fù)請之，吾輩無生理，而主讞者亦各罷去。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，則吾輩終無死道也。’竟行之，案末二人立決。主者口畦舌撟，終不敢詰。”這里不僅將某胥的膽大妄為、老謀深算揭露無馀，而且主審官的卑怯心理和不惜草菅人命而保住烏紗帽的丑態(tài)也被暴露在光天化題之下。又如較后一段中寫山陰李姓的事，也非常生動，活生生地勾勒出一個以坐牢為職業(yè)者的心態(tài)。當(dāng)他“援赦減等謫戍”時，嘆息道：“吾不得復(fù)入此矣!”較后“不得所請，悵然而出”，通過這種悖理的現(xiàn)象，人木三分地披露了當(dāng)時司法界的黑暗內(nèi)幕。

 

　　據(jù)《望溪先生集外文》此篇后的按語說，方苞出獄后，旋即蒙詔入南書房，曾為老監(jiān)開窗出資，由刑部主事龔夢熊的支持而得以實現(xiàn)；此文中所揭發(fā)的種種弊端也引起了主管官吏的重視，他自己曾記曰：“其后韓城張公復(fù)人為大司寇，靜海勵公繼之，諸弊皆除。”如果真這樣，也足見此文的社會意義和作用了。